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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 刀尖上的资本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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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888v 发表于 2015-5-14 08:56: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非法集资 刀尖上的资本之舞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4-18 记者 董碧水

    杜益敏,绰号“小姑娘”、“阿敏”,1965年7月出生于上海,初中文化,原浙江溢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美容业主,户籍地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
    数以千计的当地人做梦也没想到,会被这个“小姑娘”骗了,甚至面临倾家荡产的命运。

    至今,在中国其他城市,类似的民间“融资”案并不鲜见,但这样的故事,却又为何一再上演?

   “在被监控之前,仍有人削尖脑袋排着队要借钱给她”

    到案发时,人们也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乐意把钱交给杜益敏,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只要一张收据,债主们就会将成百上千万元的资金交给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人,甚至在被监控之前,仍有人削尖脑袋排着队要借钱给她。
    在当地人的印象中,40多岁的杜益敏虽然穿着时髦,但相貌并无过人之处。在当地习惯称呼杜益敏为“小姑娘”,是因为她的母亲是上海人,而上海人喜欢称呼女孩子为“小姑娘”,丽水人也就称她“小姑娘”。

    法院的判决显示,杜的集资大多发生在2003年到2006年7月期间。
    据知悉内情的人介绍,杜益敏的借款始于2000年。杜益敏回忆,当年缙云县百货公司改制,她参加投标以65万元的价格购买了百货公司仓库,同时还投资去做化妆品生意,又亏了50万元,只好向他人借了90万元,当时杜都是以月利率2%向别人借的。之后,因为经营的阿强美容美体中心的生意也不是很好,收入根本不够支付所借款的利息,杜只能向其他的人以更高的利息、借更多的钱去归还借款和利息,她记得当时部分借来的钱都是3%的月利息。

    杜益敏曾是丽水市缙云县一家化肥厂的女工。下岗后,承包了当地百货公司一个柜台,开始从事服装生意,成为当地最早做生意的人之一。之后,杜益敏从缙云县去广州某美容院打工,两年后回来,先后在缙云县和丽水市开了当地最好的连锁美容院。
    尽管美容院的生意不是很好,但凭借这个美容院,杜结识了地方实权人物的太太。接近杜益敏的人回忆,一位姓杨的局长是杜益敏不少顾客中的“贵人”,杜与杨夫人私交甚好,甚至杨的小孩生病,杜益敏都亲往照料,“这可不是一般的关系”。通过杨夫人,杜益敏进入了“官太太们”的圈子。

    2003年,杨某调任丽水市某局副局长。许多人认为,杜益敏在丽水的出名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就是从那时起,杜益敏开始到处吹嘘要做房地产项目。
    之前本息兑现的高回报,已让不少人尝到了甜头。而在许多人眼中,“小姑娘”也并非是一个完全不值得信任的人——在当地经营着两家阿强连锁美容院;在上海、杭州等地拥有十几套公寓、商铺和别墅;甚至有传言称,杜至少有100多张银行卡,还拥有丽水市中心一块黄金地块26%的股权。

    “关键的一点是,不少丽水人都知道杜益敏和一些地方领导关系非同一般。”一位丽水市民说,因为领导总不会与骗子在一起。
    在丽水这个地处浙南的山城里,杜益敏在一定程度上还代表着成功者的形象:从电视上看到一位小女孩的感人故事,杜捐款1万元。她资助过贫困大学生,还是丽水市莲都区的“爱心大使”。

    很多人因此受益,也因此将更多的钱投给她。“大家都愿意把钱放到我这里来拿利息,还有些我不认识的人通过我的一些朋友来打听,想把钱放在我这里拿利息。”杜益敏对警方说。

    “一开始,杜益敏的民间融资只是谨慎地在一个狭小的核心圈里进行。”杜益敏身边的好友介绍,这个圈子基本由当地公务员和银行人员组成。后来,随着投资面的扩大,融资范围逐渐扩展到外围朋友,甚至包括杜益敏的家人和司机。当她介入丽水市中心的黄金地块——原火柴厂地块之后,其融资范围进一步扩大,很多与她素不相识但慕名而来的投资人千方百计地挤了进来。

    据称,杜益敏所支付的利息高低也是按照此顺序排列的。知情人透露,杜益敏甚至给核心层支付高达12%的月利息。在丽水房地产公司民间融资中,正常的月利息是2%,而这已经高出了当时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

    没有人调查过她的生财之道,人们也毫不怀疑她的偿还能力,在不少追随者的眼里,杜益敏甚至是带领他们“共同富裕”的能人。

    并不新鲜的谎言让成百上千的人上当。在民间资金丰沛的浙江,杜益敏又一次铸就了一个民间集资的传奇。法院长达56页的判决书上,受害人的名单密密麻麻,可悲的是,直到“小姑娘”被抓,不少受害者甚至连她的面都没见过。
    “与身家丰厚的老板们相比,杜益敏其实只是一个高级美容院的老板。”一位知情者说。事实上,许多人并不知情,杜为集资人担保专门成立的浙江溢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00万元的注册资金早已抽逃一空,长期用空壳公司担保。

    越来越庞大的融资额和高额的利息最终使杜益敏走向了终点。据悉,当这位富豪在被抓捕时,口袋里仅有300元。而至于她究竟是如何将上亿元的资金化为乌有的,至今仍不为人所知。

    为何频频有人撞倒在“非法集资”的枪口上

    作为一个个案,不少人士认为,杜案所暴露出的民间融资、借贷等“灰色现象”很值得关注。
    杜益敏不是非法集资第一人。事实上,杜案也只是浙江同期查获的众多同类案件中的一件。

    几乎就在杜益敏案发生的同时,在与丽水相近的浙江东阳市,一个出生于1981年、名叫吴英的女子因同样的罪行被捕。在2007年9月检察部门出具的起诉意见书显示,吴英共有两个罪名,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案金额9亿元;二是合同诈骗,涉案金额1亿多元。
    在此之前的2005年4月,丽水市灯塔新村支部书记张文成因聚众赌博被公安部门查处,并顺藤牵出了他所属的丽水市水电开发公司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问题。

    该案经莲都区人民法院查明,自2002年到2006年4月,张文成以投资开发水电站、入股房地产等名义,以借款、入股的形式,按月利息1.5%至20%不等支付利息或者分红,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690人、3家单位,非法吸收存款共计33540余万元。去年6月18日,张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刑,获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此外,还有缙云祥和实业有限公司集资案。

    如果说义乌、东阳一带的民间借贷还不为更多公众所知,那么温州的民间借贷早已天下闻名,“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早已非常普遍。”温州人林敏说。
    早在1986年,浙江省温州市即爆发民间“抬会”(“抬会”是浙江南部对民间融资活动的一种称呼)崩盘的恶性事件,一个名叫郑乐芬的33岁女子成为“首犯”,她因吸纳6200万元,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郑案在当年引起很大争议,最终在1991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维持以投机倒把罪判处郑氏死刑,立即执行。

    “在浙江,从温州炒房团、炒煤团、搞实业,到义乌的商铺经营,背后都有民间借贷的影子。”在不少人眼中,温州等地的民间融资已成为正规融资的有效补充,“在这一背景下,凭借高息回报允诺,通过当地的地下钱庄迅速筹集到巨额资金实在不足为奇。”

    其实,也不仅仅在浙江。自19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各地特别是沿海的民间金融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今天,“非法集资”已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

    有学者认为,对这种民间的非正规资金借贷活动,抛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的集资诈骗不谈,为何频频有人撞在“非法集资”的枪口上同样值得人们思索。

    法律专家介绍,“非法集资”四个字首次出现,是在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它与非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并列为非法金融活动的表现形式,但《办法》并没有对“非法集资”的含义做出解释。

    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中,明确将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行为纳入了刑事制裁范围。

    到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采纳了这一规定,但在不少法律人士看来,目前对非法集资的外延和内涵依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纵观新刑法规定的罪名,属于集资犯罪的包括了第160条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第176条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179条的“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和第192条的“集资诈骗罪”。

    高级律师、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主任吕思源认为,目前社会上一般从狭义上理解非法集资,即只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非法集资”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用语,但很多人却往往将其误认为是一个确定的罪名。“非法集资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非法集资是集资诈骗罪的前提”。

    打压只是权宜之计

    事实上,在狭义的“非法集资”名下,近年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引发的争议远远大于集资诈骗罪。杜案中,控辩双方最大的争议点在于:杜益敏到底是“集资诈骗”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杜益敏的辩护人认为,杜益敏将集资款用于投资经商活动,其不断借款也是为了归还前期的借款本金和利息,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特征。

    而控方认为,被告人隐瞒真相继续向他人集资,用后面的集资款支付前面集资的高额利息,明知无力偿还,仍向他人集资,可见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的故意明显,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集资,势必造成巨额集资款无法偿还;不断支付集资利息是为了继续掩盖其非法集资行为,其行为应当构成集资诈骗犯罪。

    近年来,类似“小姑娘”的犯罪一再出现。对于这种民间的非正规资金借贷活动,国家一方面严厉禁止,但另一方面却又屡禁不止。
    有金融专家把此类事件频发的深层次背景与群众投资渠道狭窄联系在一起。在当前,我国银行存款利率较低,存款收益越来越小,而股票证券行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门槛较高,品种较少,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群众有了点闲钱后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这在客观上为以高利率为诱饵的非法集资提供了机会。

    在“小姑娘”非法集资案暴露之前,丽水就发生过两起上亿元的高息集资案,害得人们叫苦不迭,但人们并没有吸取“前车之鉴”,而是不顾后果地“重蹈覆辙”,明知在高额回报的背后潜伏着巨大风险,却依然愿意“奋不顾身”。不少人表示,如果存银行利息高,肯定存银行;如果借给别人,利息更高、回报更多,肯定借给别人。

    事实上,诚如众多法律和经济学界人士所观察到的,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非法集资的情况非常少见,在我国却屡禁不止。他们认为,金融体系结构的不合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要原因,诸多“小姑娘”犯罪的一再重现,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制度性悲剧。

    有专家分析,地下金融活动的出现和活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补充货币市场供应不足、缓解资金供求矛盾、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地下金融活动的出现和活跃,往往与经济快速增长和扩张相伴随,呈现出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同步的明显的阶段性。在推动部分地区经济超高速发展的同时,对传统的国家金融体系和金融管理体系也构成了挑战。

    不少人士认为,解决民间非法集资问题,仅靠打压只是权宜之计,创造出适合中小企业甚至个人融资贷款的新方式才是长远考虑。



 楼主| x888v 发表于 2015-5-14 08:57:10 | 显示全部楼层

                民间融资何时踏上正途?
                                     作者:孙鹏

    据权威部门统计,2006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非法集资案件1999起,涉案总价值296亿元。2007年,全国公安机关所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案件达2059起,涉案总价值156.5亿元。2008年,东阳吴英非法集资案件等一批涉案数目巨大、牵涉面广的大案要案又陆续浮出水面。日益猖獗繁荣非法集资现象给政府和监管部门提出了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如何从根本上遏制非法集资现象,民间融资何时才能走上正途?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民间闲余资本不断增加,这些资金如果得到有效利用,将会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长期以来,群众投资渠道非常狭窄:银行存款利率较低,存款收益越来越小,而股票证券行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门槛较高,品种较少,同时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在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的状况下,那些以高利率为诱饵的非法集资就有了可乘之机。以率先富裕起来的浙江沿海地区为例,从温州炒房团、炒煤团、搞实业,到义乌的商铺经营,背后都有民间借贷的影子。在当地不少人眼中,民间融资已成为正规融资的有效补充,在这样的背景下,凭借高息回报允诺,通过当地的地下钱庄迅速筹集到巨额资金实在不足为奇。这种民间的非正规资金借贷活动也造成了一个个非法集资大案,从1986年温州市爆发的民间"抬会"("抬会"是浙江南部对民间融资活动的一种称呼)崩盘的恶性事件,到近日丽水"小姑娘" 杜益敏非法集资案件,可以说是频发不止。一方面国家是严厉打击,一面却屡禁不止。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骗子手段如何高明,或者是群众风险意识欠缺之类的表面原因,要想从根本上遏制非法集资现象,一方面要从立法和监管方面加强力度,对非法集资行为进行精确的划分,建立严密的经济管理制度,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要尽快创立民间融资的新方式,为发挥民间资本的效用搭建平台。

  近年来,一些非法集资行为都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干着非法的勾当不法分子所依托的公司是真实的、合法的,其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的获得及营业地点、经营项目的确定,都是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正式批准的。其吸引资金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如采取动物养殖、植树造林、入股分红、认领股权、办会员卡、发优惠卡、推销产品提成等形式,频繁变换花样,在宣传上打着"政府支持"旗号发放广告,甚至请名人做代言人,增强可信度和欺骗性。可以说,骗子的手法日益多样性,越来越"高明"。反之,我们对非法集资却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和先进的监管手段。"非法集资"四个字首次出现,是在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它与非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并列为非法金融活动的表现形式,但《办法》并没有对"非法集资"的含义做出解释。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中,明确将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行为纳入了刑事制裁范围。 到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采纳了这一规定,但在不少法律人士看来,目前对非法集资的外延和内涵依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因此当务之急是根据目前非法集资的特点、方式尽快形成有针对性的办法和措施,各行政执法部门并依此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堵塞漏洞,做到早发现、早制止。同时对群众的风险意识教育,尽量防患于未然。

  在加强打击非法集资现象的同时,建立民间资本的合法投资新渠道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一方面闲余的民间资金急切地想寻找新出路,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个人创业融资难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专家分析,地下金融活动的出现和活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补充货币市场供应不足、缓解资金供求矛盾、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地下金融活动的出现和活跃,往往与经济快速增长和扩张相伴随,呈现出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同步的明显的阶段性。因此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改革传统的国家金融体系和金融管理体系,创造出适合中小企业甚至个人融资贷款的新方式,为民间资本搭建一个合理合法的投资平台,不失为解决良好利用民间资本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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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x888v 发表于 2015-5-14 09:02:40 | 显示全部楼层


                  上世纪80年代血腥的民间高利贷今天仍在上演
                           来源:节选自《激荡三十年》吴晓波

    乡镇企业在与国营企业的交手中,几乎每战必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成长一帆风顺,相反,由于没有国家政策的任何扶持,他们将历经无穷的磨难。

    费孝通走马温州,他当时的政治身份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自然被当地的干部们簇拥而行,看到的均未蓬勃的表层现象。其实,就在他行走温州的同时,一个名为“抬会”的地下金融游戏正狂热地在这片被金钱激活的土地上演出着。

    “抬会”是浙江南部对民间融资活动的一种称呼。80年代初期,温州民间企业已经十分发达,对金融的需求迫在眉睫。1984年9月,在一家国营医院当收发室工人的方培林在苍南钱库镇办起了新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根据方培林后来的回忆,为了寻找政策上的依据,他四处翻寻中央文件,结果在当时中共中央(84)一号文件中发现了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放性事业……”方理所当然地认为,“集资如果合法的话,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利息私人也可以拿了。”前者是在9月29日开张的,方培林在门上贴出了一张比银行更为优惠也更为灵活的存贷表:长期存款月息1.2%,三个月以上结算;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贷出款项月息2%,视情况而定。他的钱庄开到第二天,当地的农业银行就上门查封,方培林只好把招牌摘下来,日后他自嘲地说:“新中国的第一家私营钱庄其实只见过一天的阳光。”

    钱庄被查封,从此,温州的民间金融只好被迫转入地下。根据当时的金融政策,国内银行均不得对私人企业发放任何性质的贷款,私人业主无法从合法的渠道获得资金支持,又不可开办民间钱庄,资金短缺成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方培林的钱庄业务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它得到当地镇政府的默许,可以在本地区内大胆地从事金融服务,而在另一方面,却始终得不到上级银行的认可,在法律上出狱非法状态。方培林为了获取正式的身份,后来还多次向上级政府发出请求。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试探性地给总行写了一份报告,11月7日,由当时行长刘鸿儒签字的电传回复:对于私人钱庄,请按高群耀银行管理条例规定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民间力量的崛起,使得原有的体制越来越无法适应,然而政策上的改变却迟迟不至,于是,对现行法律的违背与穿越变成改革者不得不为之的冒险行为。跟方培林的钱庄相似,一种被称为“抬会”或“排会”的信贷交易活动便悄悄地在温州各乡村开展了起来。它最初出现在几个人之间,每人都出一笔钱,形成一个互助性的“会”,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资料显示,在1984年前后的温州,以这种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了三亿元,成为当地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当时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从“抬会”中借贷或出贷过资金。曾经因为替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闻名一时的金乡徽章厂陈加枢回忆说:“当时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1000万元。”

    由于缺乏法律的保护与规范,“抬会”的运作纯靠乡亲间的个人信用保证,在平常时刻并五太大风险,然而到了经济快速成长和资金供求失衡的时候,就会引发意外的事件。1986年,国内经济趋热,资金渴求徒然增大,常规的信贷效应无法满足越来越大的借贷需求,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尝试,再是大胆扩展,很快,一种新的近乎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幕了。

    当时温州抬会的规矩是这样的: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12个月,计10.8万元;从第十三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利,一个会期为100个月。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六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十二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十八二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个会员。

    诱人的投资,高额的回报,让抬会的会主们成了乡亲眼中的财神,一个“不可能的游戏”在侥幸、狂热和从众心态的集体驱使下,如火如荼地燃烧了起来。苍南一个叫叶三凤的妇女每月可净收入120万元,在乐清,共有大大小小的抬会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人,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效益比,自然造成抬会以呈几何级数的增速发展新会员作为其得以支撑下去的唯一手段。在当时,最疯狂的会员发展方式是所谓的“短会”:入会交1.2万元,第二个月就还给会员9000元,第三个月再还9000元,本息两清。会主虽然要亏损6000元,但可以因此来引诱更多的人入会。在抬会极盛时,当地官员几乎全数卷入其中,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官会,此会专为官员而设,入会不比交款,而是先领款,三个月后再少量返回。这种会分10万元、5万元和1万元三种,视干部大小而定。

    这个疯狂的游戏在政府完全失效管理的情形下进行了一年多。到1986年春夏,资金链出现断裂的迹象,各地相继爆出会主潜逃的消息,很快,形势急转直下,极度的亢奋即刻转为极度的恐慌,抬会体系瞬间雪崩。整个秋天,温州地区陷入空前的混乱,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地冲向会主的家。苍南几十个讨债者拿着炸药包赶到会主家,逼迫他交出钱来,否则同归于尽;平阳两位会主被讨债者抓住,吊绑在柱子上,用竹签钉入会主手指,用铁钳悍烧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导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学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做人质抓走。短短三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政府在这时候才如梦初醒,他们开始抓捕和通缉那些知名的会主,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平息民愤,李启峰、郑乐芬等人最后以投机倒把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抬会风波以十分血腥而狰狞的方式留存了中国现代改革史上的一个片段。它表明,当一项公共需求无法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满足的时候,哪怕是最理智的人群也可能做出最疯狂的集体举动。其后十多年的事实是,温州人在民间金融上的试验一直没有停止过,就在1986年的11月1日,一个叫杨嘉兴的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鹿城是温州市城区的另一个称呼。六天后,一个叫苏方中的家具厂厂长创办了由他私人独资控股的城市信用社,他用自己的家具商标来命名这个新生儿——东风信用社。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明文支持,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的命运如偷生私生的产物,日日危如卵累,时时面临被取缔和制裁的可能。

    在1986年,温州抬会虽然轰动一时,不过其涉及面并未超出浙南地区。在今后,因金融管控政策的含糊与摇摆性,在北京、南京等地还将爆发更为惊人的融资风波。2000年初,国务院再次进行金融秩序的整顿和清理,浙南和广东地区的民间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一一遭遇整治,或被取缔,或被强行并入国营的农村信用联社,广东共有2000多家民间金融机构被关停并转,当年2月,苏方中被警方通缉拘捕,罪名是涉嫌非法接受公众存款罪及诈骗罪。


编后语:

上世纪80年代浙江温州人主导上演的所谓民间集资、民间金融、投资等称呼的高利贷给很多人、很多家庭、很多企业带来了无穷的磨难和血腥回忆。今天,内地很多信息闭塞的地方仍在沉渣泛起,继续温着很多人的春秋暴发大梦。前面的很多烈士已经跑路、倒下、牺牲,后面很多贪婪的人仍在踏着前人的血迹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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